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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卫•泽尔伯曼: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核心是经济与环保的平衡

文章来源:文汇报

     大卫·泽尔伯曼教授承认,中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,要破解这些难题,需要不断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,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,确保环境得到妥善保护。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,离不开两个前提条件,一是发展以生物能源为基础的可再生能源,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平衡;二是加强教育,以更好的“人力资本”替代“有形资本”,实现科学技术的进步。

    初见大卫·泽尔伯曼时,他伫立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8楼的窗台边,用手机拍摄夕阳下的校园。夕阳下,校园镀上了一层金色,“多美啊,不是么?”没有客套的寒暄,没有礼节性的问候,他用一句颇为诗意的问句开场。

    但是,大卫·泽尔伯曼不是诗人。他此番来沪是参加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“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环境挑战”国际研讨会。在会上,他介绍了自己在“可持续发展经济”领域中的研究心得。

    大卫教授从教已经30余年。他早年毕业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,获经济和统计学士学位。随后,留学美国,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94至1999年,出任该校经济学系主任。如今,他被聘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系罗宾逊讲席教授,其研究专长集中在农业与环境政策、市场管理、风险研究、创新经济学、资源经济学等多个领域。30余年研究生涯,大卫·泽尔伯曼发表了250多篇专业论文,并出版了16部学术专著。此外,他还是世界银行、联合国粮农组织、美国农业部、环境保护署的特聘顾问。

    大卫教授曾多次来中国访问,曾先后游历过北京、上海、西安等多个城市。“我喜欢中国,因为这里的人们,无论贫穷还是富有,都能从他们脸上看到对未来的憧憬。”但他也承认,中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,要破解这些难题,需要不断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,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,确保环境得到妥善保护。而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,离不开两个前提条件,一是发展以生物能源为基础的可再生能源,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平衡;二是加强教育,以更好的“人力资本”替代“有形资本”,实现科学技术的进步。

美国的“资源战争”在于抢夺智力、知识资源

文汇报:
“可持续发展”既是一个环境概念,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。您如何理解和看待可持续发展经济学?

泽尔伯曼:在我看来,“可持续发展”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。因为从本意来说,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术语:“可持续”意味着稳定、停留在原地,而“发展”意味着向前进步。这看似一组悖论,但其实并非如此。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经济的进步,但同时需要环境的稳定,以保留住那些真正对我们珍贵的东西:干净的水源、清洁的空气等等。这要求我们不能以牺牲一切的代价去发展,而应该追求一种平衡的状态。我们可以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,但与此同时要确保环境得到妥善保护,从而实现公平和高质量的发展。

   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,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这种观点。因为这与经济学家的追求相契合,既要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,又要保护环境;既要增加粮食产量,又要给穷人更多尊严,因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就是实现这种“平衡”的最大化。现在,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是环境保护: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,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。我相信,在未来若干年来,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,将逐步替代传统能源。

    在“可持续发展经济学”中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,即“人力资本”,它不同于“实物资本”或“有形资本”,“人力资本”的根本是知识。这是经济学中最珍贵的一项资本,它们是学习科学后的产物,让每个人有所心得。总之,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两个方面:一是强调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,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状态;二是强调人们通过“人力资本”替代“有形资本”,实现科学技术的进步。

文汇报:在您的演讲中,反复提到“生物经济学”的概念,究竟什么是生物经济学?它的内涵和外延分别是什么?

泽尔伯曼:“可持续发展经济学”中包含几大要素,其中一点就是生物经济学。第一,正如我之前所说,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;第二,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,它必须建立在一个高效利用的系统之上,以节省更多资源。

    例如,在灌溉时,滴灌技术要比直接浇灌更加高效。但是,生物经济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生物经济学是什么?它是建立在充分利用生物资源的基础上,并使用生物资源制造食物、能源,以及化学制品。从根本上说,生物经济学让农业不仅提供人类的日常饮食,也为人类提供燃料及化学产品。现在,大部分的化学产品都来自于石油,而未来,它们可以更多地通过生物原料来制造。

文汇报: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。但在现实中,如果环保成本过高,人们或许仍会选择耗能或者污染较大但却比较便宜的产品。例如,当清洁能源的价格过高时,人们就倾向于选择汽油等传统能源。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?

泽尔伯曼:这恰恰凸显出人力资本的重要性。现在,全球人口达到70亿,而150年前,那时的世界总人口只有10亿左右,人均占有的资源是现在的7倍以上。但为什么现代人的生活质量更高、生活品质更好?这离不开科学的昌明和进步,我们对于科学的认知,以及运用技术的能力大大增强。在19世纪,最大的科学发现是电力,而在21世纪,我认为是生物技术的发展和运用。我相信生物技术将是引领人们走向未来的“钥匙”。

    当然,现在你或许会觉得太阳能资源很昂贵,但我相信它将变得越来越便宜,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教育产业化来实现它。加州之所以发达,其根本在于该州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,大学研发的技术可以实现技术转移,很多大学教授自己就拥有高科技产业公司。因此,加州的大学不仅拓展知识,更提供技术并逐步形成了产业,其产出资金迅速用于研发领域,研发成果迅速产业化,从而降低产品价格。随着技术进步,清洁能源产品的价格自然将下降。

文汇报:有观点认为,资源争夺一直是人类几乎所有战争最为直接的动力。当今世界,国与国之间,以及一切国内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的活动都是围绕着资源争夺、占有、利用和管理、经营展开的。这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,以及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人们将这种观点归纳为“资源战争”。您如何看待资源对于经济的影响?可持续发展经济是否将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?

泽尔伯曼:很多国家都会担忧能源问题,但就我而言,如果能实现知识的集聚,那么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将大大提高。从近20年的历史看,财富、能源、权力、成功并不是直接来自于资源,而是来自于知识、科学和技术。

    举例而言,谷歌、脸书、苹果,它们都是美国很成功的企业。在亚洲,联想、三星也在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,但它们的成功都不是建立在资源垄断上,而是构建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。当然,知识需要形成一个体系:大学等科研机构生产知识,企业则将其发展成技术,并形成产业化。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础。

    我们也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:在当今世界,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种资源,远甚于煤炭、石油等矿物能源。我承认,美国现在也在进行“资源战争”,但其所争夺的对象已不再是一个世纪前的自然资源,而是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。这场没有硝烟的“战争”将最终决定谁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。

文汇报:对于日趋严重的环境挑战,很多人将其归咎为经济问题,认为是人类的经济需求导致了环境的恶化,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对其进行调节;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,这更多的是一种哲学、道德层面的问题,需要更多地通过教育来转化。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?

泽尔伯曼:我们首先应弄清,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?我并不认为这源于人类的道德败坏。我认为,人的根本需求是生存,他们有时并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将招致何种后果,所以有些人在制造污染,而另一部分人在默默承受。举例而言,在世界很多地方,人们并不清楚无节制地开采地下水将导致地面下沉。

    一个好的政府应该不断加强对人民的环境教育。人性存在着弱点,他们或饕餮,或贪婪,或贪财,因此政府需要及时了解在什么时候应该提醒公众,他们已消耗太多,污染太多、生产太多。同时,政府也应该通过经济杠杆来治理环境。举例而言,他们可以对温室气体排放征收重税,或者对于大气污染开出重磅罚单。

    另外,当人们经济水平提高后,他们也会更关注环境质量。因此,发达国家的国民的环保意识往往高于发展中国家。发展经济,将成为改善环境的根本之道。

应对粮食危机离不开新技术的广泛运用

文汇报:
您能否介绍一下在美国转基因食品的现状?以及美国政府对转基因食品持何种态度?

泽尔伯曼:我不是政府官员,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表态,但我会从一名学者的角度来解释转基因食品到底是什么。

    我认为,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是脱氧核糖核酸(DNA),它让我们了解人类自身,了解生物学的原理和运作方式。根据基因的排序及其规律,我们只需对既有生物进行非常细小的改变,就能极大丰富生物的种类或者产量。举例而言,假设一个苹果有30000对基因,转基因技术只需改变其中有问题的一两对基因,而其余都保持不变。以前,我们培育物种时,并不清楚这种物种会成什么样子;而现在,我们可以将一个物种好的基因移植到另一个物种上,从而培育出更好的物种。这犹如小巧精致的电子计算机取代陈旧笨重的大型机器一样,它能更精确地作用于植物种子,它从源头上避免了各种负面影响,所以我认为,从科学的原理来解释,你应打消对转基因作物的疑虑。

    既然你提到了美国政府的态度,我想引述一组数字:全美70%的大豆、40%的玉米,以及近乎100%的木瓜都采用了转基因技术。如果这项技术不安全,或存在种种隐忧,美国政府会让自己的国民冒这样的风险吗?在世界范围内,美国、法国、英格兰和欧盟委员会都承认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。换言之,转基因食品与其他食品并无不同。

文汇报:目前在全球范围内,转基因仍是一个敏感话题,欧盟对转基因技术持谨慎态度。您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?

泽尔伯曼:我认为,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。之所以欧盟对其持审慎态度,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:

    第一,转基因技术是由美国公司发明的,它取代了很多由传统方式培育的农作物,这使得很多与欧洲进行农产品交易的企业丢掉了订单。但对于很多欧洲农业企业而言,它们不愿意失去与美国做生意的机会,所以攻击转基因技术。

    第二,以前,很多欧洲传统农业企业没有认识到转基因作物的好处,出于自身利益宣扬转基因作物的不利影响。如今,它们希望种植转基因作物时,却不得不面对公众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担忧。其实,这是自食其果。再加上环保组织的推波助澜,造成了转基因作物在欧洲舆论中的不利地位。

    第三,最重要的是,大部分欧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,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粮食危机而是农产品过剩,它们不需要借助转基因技术增加产量,但它们并不顾及在非洲、南亚出现的粮食危机,这也导致它们对于引进转基因技术兴趣不高。

文汇报:在关于转基因技术的讨论中,大多习惯于从生物技术角度讨论其对人体健康的利弊。作为一名农业经济学专家,您能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该项技术的优点与不足?

泽尔伯曼:我认为,转基因技术的好处有以下三个方面:第一,它增加了农产品产量,从而降低了其价格;第二,它减少了农产品种植面积,以便腾出更多土地用于环保;第三,它降低了农药对人体健康的风险。

文汇报: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,到2050年,世界粮食产量须增加70%才能跟上人口的增长。与此同时,气候变化会使得世界绝大部分耕地变得更不易耕种。作为农业经济学家,您认为,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,以应对这样的挑战?

泽尔伯曼:我的建议是,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新技术。因为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,我们需要迅速地找到方案,才能成功应对。

    其实,这是一个选择题:如果没有新技术的运用,世界将面临巨大的粮食危机,如果我们能合理地利用这项技术,我们将有望成功地应对这次危机。当然,我所说的新技术远不限于转基因技术,而是所有基于科学实证的生物技术。与其坐视不管,我的态度是人类应该放弃一些主观臆断和缺乏科学支撑的偏见,尝试新技术。

    更何况,现在的转基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。打个比方,如果人们因为担心风险而放弃转基因技术,就像人们因为担心交通事故而放弃汽车。

治理环境不仅不会拖累经济,还将带动就业

文汇报:
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课题是能源结构的调整,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:从矿物质能源向生物能源的转型。您对这一转型有何建议?

泽尔伯曼: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生物燃料有以下几种类型:第一,从农作物中提取生物燃料,例如通过甘蔗提取乙醚(酒精),通过玉米提取燃油等等,但这种技术在中国并不常见,因为目前中国的农作物更多地是为了满足居民的饮食需要,要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是提高粮食单产,只有提高粮食单产,才有更多的农产品用于提炼生物燃料。我的建议是,如果现阶段,中国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尚存疑虑,那么不妨用它们来提取生物燃料。第二,从树木等木本植物中提取生物燃料,目前这项技术并不成熟,需要许多前期研究,但这并不是一项高不可攀的技术,预计10至15年内可以取得突破。

    在美国,生物能源在总能源中的比例并不太高,目前只有15%左右,但在巴西,40%的燃料来自甘蔗提取的酒精燃料。但我对中国的建议是,你们不必复制美国、巴西的模式。中国人富有智慧,我最出色的学生都来自中国;中国现在也很富有,拥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。综合这两个条件,我认为,中国不必耗费大量土地种植生物能源作物,而应该将重心用在生物能源技术上。一旦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后,中国可以从南美、东南亚国家进口农作物原材料,然后从中提取能源。

文汇报: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称,中国的页岩气储量多于美国,为世界之最。有观点认为,页岩气将是解决中国碳排放问题的灵丹妙药吗,您怎样看待这种观点?

泽尔伯曼:我认为,中国最终将依靠页岩气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,尤其是城市中的空气污染难题,但是这或许会旷日持久。此外,从现实角度看,中国已经建设了太多火力发电厂,其使用的主要燃料是煤炭,而燃煤是导致碳排放的主要原因。

    我相信,页岩气将取代煤炭,成为中国的主要燃料。但是,页岩气并非十全十美,在我看来,它有三大局限:第一,开采页岩气将耗费大量水;第二,尽管页岩气的碳排放量比煤炭少,但它仍将产生大量温室气体;第三,页岩气的开采成本太高,将提高中国的能源价格。因此,虽然页岩气是一种相对环保的能源,但要真正取代煤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文汇报:作为农业大国,中国的农业灌溉用水量占全国总用水量的90%。面对水资源紧缺问题,有观点认为,可以通过提高水价来减少使用,节约用水。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?

泽尔伯曼:从经济学家的角度,我有两点建议:第一,适当提高水价。与美国相比,中国的水价低廉,从而不会倒逼农民进行技术改造来节约用水;第二,对农业灌溉技术进行技术升级,采用更精细化的滴灌技术取代粗放型灌溉,减少水资源的无效利用与浪费。

文汇报: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,治理环境往往意味着要牺牲一定的发展速度,这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速放缓、财政收入下降、失业人口增加等一系列问题。其实,这些问题也是很多欧美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阶段。您认为,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是否是一道单选题?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状态,以最小的经济速度放缓的代价,换取环境的改观?

泽尔伯曼:我并不完全同意以上论断。首先,治理环境不仅不会拖累经济,还将带动就业;其次,上述问题只是发展中的阵痛,如果环境得不到根本治理,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也将付诸东流。

    谈到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,我的观点是:从一开始,中国就应制定兼顾经济与环境的方针政策,并且在政策执行中体现精确、细化的特点。所幸的是,中国目前的科学发展观已经考虑到了这两方面问题。

    除了科学合理的经济、环保政策外,中国还应该大力发展环境科学和技术。众所周知,好的环境政策是建立在发达的环境科学和技术之上的。只有实现科学的决策机制、高科技的环保手段,中国就能以较小的环境代价,取得最大的生产效益。

文汇报:作为经济学家,您长期关注环境、资源和经济之间的联系。据世界银行的估计,中国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例高达10%。据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测算,2004年至2010年这6年间,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损失从5118.2亿元提高到9701.1亿元。在您看来,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危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?在大气、水体、土壤三种污染中,哪一种对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大?

泽尔伯曼:毫无疑问,空气污染的负面效应最大,第二是水污染,第三是土壤污染。我曾多次前往中国华北地区,那里的空气污染形势相当严峻,而其产生原因是能源结构中煤炭比例过高,这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等一系列问题,从而直接影响人体健康。

    空气环境污染也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,主要体现在三方面:第一,影响人体健康,提高了社会的医疗成本;第二,降低了生产率,从而导致经济缺乏活力;第三,提高了清洗成本,人们需要耗费大量水、电资源对其进行清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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